一、案情

　　2009年高岚在甲医院行腹部包块清除术时，从体内取出纱布一堆。因高岚于2002年在乙医院做过子宫全切术，认为体内纱布系乙医院手术遗留，遂起诉乙医院，要求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

　　二、分歧

　　本案中，因赔偿权利人高岚提交的证据中，身份证上的姓名为“高岚”，乙医院病历中患者的姓名为“高兰”，甲医院病历中患者的姓名首先登记为“高小英”，之后改为“高兰”。为此，乙医院提出赔偿权利人高岚不是该院2002年收治过的“高兰”。高岚则称是医方将其姓名登记为“高兰”；甲医院出现“高小英”的登记是因其没有医保而借用其妹妹的名字，在手术中发现纱布后才由其夫白云要求医院变更的；二份病历中手术同意书上均有其夫白云签名，故不存在身份不符问题。审理中，对于高岚的身份问题存在几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高岚本人的身份证上的名字为“高岚”，且无曾用名“高兰”，甲医院和乙医院病历中的患者姓名均为“高兰”，高岚现有证据不足证明其在甲医院和乙医院进行过治疗，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第二种意见认为，高岚虽然身份证上的名字与二个医院病历中的患者姓名“高兰”不同，但高岚与“高兰”在岳阳本地的读音相同，二个医院的“高兰”病历中手术同意书上均有其夫“白云”的签名，且“高兰”的基本情况与高岚的基本情况基本一致，故应当认定高岚就是甲医院和乙医院收治过的“高兰”。

　　三、评析

　　笔者认为，患者在医院治疗时，医院记载和收录的信息均是医方单独作出，一般不要求患者或者家属核对，患者及家属也一般不会对医方记载的内容核对。因此，在医患双方对病历等医方材料中的内容存在争议时，应当结合其他证据作有利于患者的解释，这样第二种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具体理由是：

　　⑴“高岚”与“高兰”从字面上看确属二个不同的中文名字，普通话的标准读音也不相同，高岚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曾用名为“高兰”，但岳阳地方方言对这二个名字的读音是相同的，而“兰”较“岚”更通俗易写，在不需要严格核对当事人身份的场合，将“高岚”写成“高兰”在岳阳地区应当讲是可以理解的。

　　⑵高岚户籍所在地为岳阳县城关镇文胜村第九村民组，但有证据证明其实际居住地经常变动，故患者在不同时期住院登记不同的地址，从而导致甲医院与乙医院病历中“高兰”的住址不一致，也属正常现象。

　　⑶甲中医院与乙医院病历中“高兰”的出生年月日虽然不同，但2002年住院时年龄为45岁，2009年住院年龄为52岁，年龄是相对的，出生年月日的不同，系因办理住院手续的人不同造成，不能否定“高兰”不是同一人。

　　⑷甲医院2009年7月的两张住院发票可以证实，“高兰”在2009年7月2日、3日办理了两次住院手续。而没有办理医保的患者借用有医保手续的亲属名义办理入院手续，据此骗取部分医保费用，也是现实生活中常有的现象，这种行为应由相关部门予以打击、处罚。但这也说明高岚所述其第一次办理住院手续后，因自己没有办理医保，为从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中报销部分医疗费用，当日即办理出院手续，次日以其妹“高小英”（有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名义重新办理住院手续的说法具有合理性。甲医院在手术中发现患者体内有纱布后，患者家属因之后索赔需要，要求医院恢复患者姓名，甲医院根据患者家属的要求将患者姓名“高小英”变更为“高兰”，符合常理，至于修改病历是否符合相关规定的问题，应卫生行政部门进行处理。经法院调查核实，目前甲医院只有“高兰”的病历，没有“高小英”的病历，乙医院也没有证据证实手术中发现纱布的患者另有其人，说明甲医院的患者“高小英”即“高兰”。

　　⑸虽然甲医院变更后的患者姓名仍为“高兰”，但甲医院留存的修改依据是“高岚”的户口簿复印件，该院病历中患者的身份证号也是高岚的身份证号，住址也是高岚的户籍所在地。况且高岚也持有甲医院两张与“高兰”病历相对应的住院发票，应当认定甲医院的患者“高兰”就是本案的赔偿权利人高岚。

　　⑹公安机关的证明证实白云与高岚系夫妻关系，而乙医院没有相反证据证实白云与高岚不是夫妻，故对白云与高岚的夫妻关系应予认定。乙医院“高兰”的病历中，麻醉同意书和手术同意书上的家属同意人签名均为“白云”，与病人关系为夫妻；甲医院“高兰”的病历中，入院医患谈话记录和手术同意书上同意人签名均为“白云”，与患者关系为夫妻；二份病历中“白云”的签名笔迹一致，患者的其他信息记录也基本一致，故应认定乙医院2002年收治的患者“高兰”就是甲医院2009年收治的患者“高兰”。因此，应当认定乙中医院、甲医院收治的患者“高兰”就是本案赔偿权利人高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