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自秦汉以来，历经二十多个朝代，有四百多位皇帝。这一千多年，可谓风起云涌，惊涛拍岸，当然，亦有歌舞升平和太平盛世。历史总是像长江一样后浪推前浪，几乎每一位帝王都是站在风口浪尖，强者兴，庸者衰。汉武帝刘彻进击匈奴，大清康熙剿灭葛尔丹，那气吞山河、势灭外患的雄心是何等壮烈，那声声号角、阵阵鼓鸣，那金戈铁马的呼啸与呐喊至今萦绕在中华民族的上空。当然，隋炀帝的亡国之耻，也像警钟一样，长鸣在人们的耳际。

　　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统中国的秦始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雍乾盛世”，都被后人歌颂着。回味历史，分析兴衰成败，一代明君固然关键，但明君手下的“班子”却也十分重要。且不说朝中奸人如何，但说好人的思维方式、处事原则、工作方法等等，朝朝日日影响、左右着皇帝，皇帝有时能兼听，能取舍，如遇不测，或激怒皇帝，则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抚卷长思，如何为臣？首先要忠，这是立身之本。其次要有术，即说话办事的艺术、方法和策略，要做到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这是为臣之关键。楚国大夫屈原，一生忧国忧民，但遭贬，以身殉国后，人们在悼念他的同时，有没有人觉得惋惜？可不可以说，屈大夫要是不殉国，还能为人民做点事，至少能为后人多留一些不朽之篇。屈原应称之忠烈；汉朝丞相晁错，一生忠心耿耿，曾是太子太傅，皇帝的老师。他被腰斩错杀时，仍惦记国家大事，矢志不渝，没有半句怨言。他是忠臣；唐名相魏征，清大臣张廷玉，他们则是忠良。

　　历代帝王诛杀开国元勋，诛杀大臣，诛杀忠臣的不胜枚举。但诛杀忠良的却很少。皇帝都想成为圣君，但皇帝亦人为之，亦有惰性，做为臣子，遇惰怎么办？忠烈死谏，有时惹火烧身；忠臣苦谏，有时遭斥遭贬；忠良则是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谋略去引导、点化皇帝，为之铺设一条光明正确之路。

　　魏征辅佐太宗17年，曾谏奏200余次，虽说太宗给予其“无限话语权”，让他专门给自己挑毛病，可有时又让太宗下不了台。太宗曾气愤地说“早晚有一天，朕非杀了这个乡巴佬”。李世民可以杀自己的哥哥，却没有杀魏征，为什么？因为他不敢杀，不想杀，不能杀。不敢杀是因为“杀之失臣心，失民心”；不想杀是因为魏征是“忠良之楷模”。魏征一生的谏言没有直接顶撞过太宗，他十分注意方法和策略，在朝上说不动太宗，就在私下说，以长者的身份苦口婆心地劝，以“忠言逆耳利于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皇帝如头，下臣如手足”等等晓之利害，太宗何不知晓这些道理？听得发怒时，魏征又说“圣上息怒，圣上曾给予臣‘无限话语权’，微臣尽职罢了”。让太宗觉得魏征具有“世上最强的说服术”，只好依允。魏征的说服术有时不仅仅表现在言语上。一次，太宗在戏玩一只心爱的鸟，见魏征来了，担心魏征说自己玩物丧志，就把鸟藏在袖中。魏征拜见后，不直接说此事，而是零零碎碎上奏一些朝廷琐事，待魏征走，那鸟已死。太宗感慨：魏爱卿用心良苦啊。太宗曾罢免过魏征，将其下大狱，但最后又亲自放他出来，委以重任；不能杀是因为魏征是“镜子”。太宗有句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朕得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逝，朕亡一镜矣。太宗把魏征当镜子，以正自己的言行，以知自己的得失，是绝不能诛的。魏征去世，太宗“废朝五日”。

　 “康雍乾盛世”时期的张廷玉，为官50年，曾任大学士、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太保，是三朝元老。他一生除一身正直，鞠躬尽瘁外，关键一点在于他懂得“不懂谋略的代价”。他的谋略不是谋权、谋利，而是谋让圣上“明知不误而不为”的事而为之，“明知有误而为之”的事而不为。即圣上明明知道有些事情是正确的，应该去做，但又不去做；明明知道有些事情是错误的，不能去做，但又要做。怎么办？张廷玉谋的是既不迁怒圣上，又要让圣上做应该做的事，不做不该做的事。张廷玉患病时，雍正曾说“非朕臂病而何”，又说“彼在朝臣中只此一人”。到乾隆帝时，张廷玉因病不堪重负，几次辞官，乾隆帝在愤怒之余反思：是不是自己这个皇帝做得不够圣明？张廷玉在不想为官，不再谏言的情况下，还能让乾隆帝反思，可见一个忠良在帝王心中的地位和作用。

　 忠烈易为，忠臣亦易为，忠良则难为之。难就难在怎样让皇帝“明知不误而不为”的事而为之，“明知有误而为之”的事而不为。现实生活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