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饬吏治，严惩贪腐，这是历来的统治者不敢怠慢的一桩大事，但由于各朝各代设立的制度不同，采取的手法不同，讲求的策应不同，所以产生的后果，收到的成效也就大不同。

　　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唐太宗李世民“贞观”时期应该是我国历史上吏治较好的清明治世。近读唐人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一书，颇能察觉其中的些许端倪。　 贞观四年，太宗谓公卿曰：“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常兢兢业业，以畏天地。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宁，自身常得欢乐。古人云：‘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此言可以为深诫。若徇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间，中心岂不恒惧？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至死。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卿等宜深思此言。”

　　这是一位千古帝王1000多年前所说的话，一点也不古奥，既看不出其说话时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王者架式，也读不到多少“金科玉律式”的大道理，听起来是那么地语重心长，情真意切。作为当世天子，其心中所想，非但忧怜百姓，亦念其人臣，忧的是百姓的安宁，念的是如何能让自己的臣下”长守富贵”，畏的是天地，‘惧的是贤者多财损其志’，以“苟贪财物而害命”，其心也戚戚，其情也切切。

　　从政亦如为人，重在思想理解，重在心灵沟通，最完善的制度，只能在高素质的群体中实行，素养高了，心气通了，思辨顺了，心中自生敬畏，自会明道理，知廉耻。否则，即使严刑苛律，亦只可治短期而不可治长久。

　　该书又载，户部尚书戴胄卒，太宗以其居宅弊陋，祭享无所，令有司特为之造庙。

　　 书读至此，顿觉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