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法律人应该关心什么？这是一个伪命题。

　　　　　　　　　 ——题记

　　我从来不知道枯燥的行政法可以这么有趣，让我一个下午盯着屏幕舍不得移开眼睛。或许，一个优秀的学者，不是只在书斋里埋头研究，而是能将自己所关注的，所思考的让更多的人知道，并使之加入到他思考的队伍中去。

　　王锡锌，一个著作等身的学者，他眼中的行政法，不是呆板地躺在法条中，他也不想教我们如何运用行政法来管理这个社会。他教给我们的是一个方法，一种看世界的角度。正好他所言：“一个法律人应该运用批判的武器，但是更应该寻找建设的途径。”我的理解是建设的前提是有批判精神。在法律与政治紧密结合的中国，他带着一个学者的良知，针砭社会时弊，并剖析背后的法律与政治问题。他敢说“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这十二个字的现实是“大量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执法。并坦言自己没有想到最后四个字，还以一个开放式学者的态度欢迎大家给他提供中国法治现状的“四个字”。这是多么难以可贵的包容心态。

　　中国存在问题，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都能够感受到，但不是每个人敢说，每个人敢在大庭广众前说。对中国问题，王教授不拘泥于大众的说法，他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因此他的许多看法就有着强烈的个人色彩。比如钓鱼执法，在许多人对之大加批判之时，他却提出，钓鱼执法是行政机关无奈的选择，因为执法者与违法者之间存在高度信息不对称，违法者拥有信息优势，执法者是被迫为之。他举例说明“黑车”问题就是如此，“黑车”司机将他送到机场之前就收钱，到机场之后就声称是朋友送自己就可以脱掉干系。如果你认为他在做政府的代言人，那你就错了，他看到了现实中民众维权与政府维稳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法律问题“政治化”日益严重，既得利益集团愿意维持腐败现状，政府在设租与寻租中谋求利益，他借用网络言论“政府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人民币服务”来表明自己的立场：法治建设只做了皮毛。

　　中国问题的解决思路在何处？通过政治改革突破法治改革困境。中国的问题不是只有中国出现过，现在号称世界上最自由民主的美国也曾要求黑人给白人让座，可是，在60年代，一个黑人老太太的“公民”意识的觉醒让整个美国变了样。在讲求改革的今天，自我革命是一个悖论，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的建设仍旧在路径依赖中缺乏动力。其实，中国的老百姓要求没那么多，中华民族也是世界上最能忍的民族，老百姓的民生问题本质上就是民权问题。中国的“去政治化”的法治创新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从“还利于民”到“还权于民”。这样的说法，你不是没有听说过，只是从一个行政法学者嘴里讲出来，着实有些意外。他带着他自己特有的批判思维，领着我们分别走进中国的底层和高层一探究竟，看清“政法守法意识与民众守法意识双重匮乏”现实之后，找到社会治理的最佳手段——在体制构架内以法治促政治。法治仍是其宣读的重点，他的理想国还是一个法治国家。

　　我承认，我被他影响了，被他的独立学术精神影响了，被他的独特思维感染了。听了一下午的课，我突然发现，原来中国不是我一直想象的那个样子，中国还有另一个背面，中国政府有着另一张皮，不为普通人所知，或者说，普通人难以通过自己的眼睛去得知。我自认自己是一个法律人，对于社会现实有着自己的思考，但那些看法都是随大流的，没有灵魂的，可以说是单纯地人云亦云的。我看到农民工讨薪，只看到了蓬头垢面的农民工单薄的身影，想到了他们可能不太幸福的生活，觉得他们多一些钱就可以幸福一些，我没感受到他们没有话语权的孤单无助，没有参与权的彷徨迷茫，他们就像一个社会的局外人，戴着弱势群体的帽子，旁观别人的美好生活。

　　王教授说，现在有一个概念需要被认知，这就是“公民”概念，公民平等！平等与权利是早已尝过的概念，只是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中忘记了他人，忘记了一个法律人所负有的责任。重提起这些法律的基本词语并不难，需要的只是一个有良知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