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离婚案子的原告到法院撤诉，却并没有让我轻松，因为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撤诉，上一次撤诉发生在二0一四年的十月。两次都是在法官好不容易找到他妻子送达应诉文书后，他得知妻子的家人会给她施加压力后便撤诉。他说，如果过完年两人还是不能和好，他会再次起诉。

正如百姓所说，我们是人民法官，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摊在面前的每一本案卷，都应是法官的重要使命。在法官眼里，成熟而健康的法律应当首先被当作社会交往的普遍准则来理解，法律不仅是保护政府的权威不受侵犯，而且还广泛保护公民个体或者称为“个性化”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在此种意义上，法律不是任何人、任何集团的工具和手段，相反，它是文明进步所凝成的生活规范，是人类良知积压的理性化体现，是社会正义所发出的绝对命令，是每一位有道德自觉性的人所必须遵循的行为指南。

但在讲求法律更为崇高的公平、正义的价值之外，法律的工具性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罗伯特•S•萨默斯说过：“市场经济中“经济人”身上奔突着强烈的物欲，利益以及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令一切道德的、礼俗的力量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法律被推向社会的前沿和中心。”如前文所述的原告，他选择法律作为维护其婚姻的手段，而在被告看来，法官数次通过电话、上门送达等方式与之联系，扰乱其正常的生活。她说，原告不给钱给我，一有矛盾就到法院起诉要离婚。我每天都要上街卖糍粑，挣够二三十元钱，你们找我，我就没办法做生意，没钱就没办法养儿子、过日子。法律在维护一个人离婚自由权利的同时，却充当着侵犯另一个人生存权利的角色。

民事法律的平等性在具体实践中无法兼顾公平，这或许是法律本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法律只是维护自身权益的工具，而对于法官而言，如何利用法律的工具意义更好地寻求二者的平衡，将考验着法官的智慧。这或许是法官终身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