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淹没和被拯救的》读来让人沉重，无关它的文风（在有些人眼中可能显得有些“佶屈聱牙”）相反，在我看来，普里莫 莱维的这本书字里行间既有着智识的硬度，又有着蓊郁的回甘。真正让人觉得沉重的原因在于它的主题—奥斯维辛。

　　奥斯维辛，稍有历史常识的人可能都知道它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最大集中营，几百万犹太人在这里被屠戮。纳粹很凶残，犹太很悲惨，战争很残酷，我们大多数人对其印象可能也就止步于此。无可厚非，这些事毕竟离我们太遥远，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更何况，如今的我们自身亦被时代裹挟，个人福祉、社会问题，这些更为现实也更迫在眉睫。于是，我们变得犬儒，只关注脚下的路，却很少仰望星空。

　　对作者来说，与青年交谈也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将其视为责任，同时，也是一种危险：时代误植的危险，不被倾听的危险。而青年一代必须倾听我们的述说，因为我们集体性地见证了一个至关重要、意料不到的事件，而至关重要正是因为意料不到，任何人都没有预见到这一事件的发生。它的发生违背了所有的预言；它发生在欧洲；让人无法相信的是，整整一代文明的德国人，诞生于魏玛共和国那热烈的文明之花，却追追随一个小丑（他的形象在今天只会激起嘲笑）。然而他们却遵从阿道夫•希特勒的指示，歌唱他的颂歌直到酿成一场巨大的灾难。它发生了，所以还会发生：这正是我们要倾述的中心要旨。”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所以我们得用心倾听。于我而言，书中几处地方读来令人震撼，同时也澄清了我的一些迷思。

羞耻？

　　没错，被苏联红军解放的这些犹太人（包括作者本人）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般迎来了新生，像童话里那样有了一个happy ending。

　　“一种相当刻板的形象被人们无数次地传颂，被小说和诗歌遵奉，也被电影青睐—‘暴风雨后的宁静’，而所有的心灵为之欣喜。‘从苦痛中解脱／使我们快乐’，大病痊愈，恢复健康。把我们救出樊篱，‘我们的小伙子们’—解放者们，及时赶到，高举着烈烈旗帜；士兵归隐田园，再次找到他的家庭与和平。”

　　为什么作为受害者的他们会感到羞耻呢？原因在于“大多数时候，解放的背后是毁灭、屠杀和遭受的痛苦。只有当他们感到自己重新变成人，也就是说，重新肩负生活的重任，人们便能感受到悲伤；失去亲人或家庭离散的悲伤；身边人们广泛遭受痛苦的悲伤；他们耗尽了精力却无可救药的悲伤……”

　　纳粹是黑，犹太是白，这是个比较稳妥而正确的二分，事实上中间还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带，比如在纳粹的高压之下，匮乏的物资供应、任意的身心践踏，为了活下去，受害者们也会攻于心计、独占生存物资而忽略同伴，为了转移纳粹施予的耻辱，他们也会欺凌进来的新人。

　　“你会不会感到惭愧？因为替代他人而活下来？特别是死去的那个人比你更慷慨，更敏感，更有用、更聪明、更具活下去的意义？”这是书中作者对自己灵魂的拷问。

　　“最糟的人幸存下来，也就是说，那些最适应环境的人，而那些最优秀的人都死了”……

　　为什么不逃跑？

　　作者的解释是在有些国家，人们从来不知道自由，因为只有满足其他更为迫切的需要之后，人们才会感受到对自由的需要，比如抵御寒冷、饥饿、疾病、害虫和敌人的侵略。而在这些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国家，当今的年轻人便把自由视为一种显而易见、不明而喻而绝不应该放弃的权利。

　　此外，浪漫主义和流行文学塑造的“典型的囚犯”（比如基督山伯爵）是一个为人正直、体能充沛、意志强大的人，他在绝望中汲取力量，在需要中磨炼计谋，迎向各种各样的阻碍，并克服或粉碎它们。

　　然而，囚禁和逃脱的这种刻板印象与集中营的情况没有半点相似之处，犹太人并不是“典型的囚犯”他们并不正直，相反，德国人败坏了他们的人格，耗尽了他们的精力。家已被毁，祖国已成异乡，即使万幸逃出了集中营，谁又能给他们避难所？因而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能也不愿逃跑。

　　为什么不反抗？

　　首先，如上所说，在德国人残酷而高效的人压迫下，典型的囚犯是一个行动迟缓而情绪低落的人的人。其次，“正如马克思知道的，在真实的世界中，革命并不是由这些人完成的。只有在文化和电影的浮华辞藻中，才会出现这样的革命。所有的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革命，以及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微不足道的革命，都是由那些非常了解压迫却并非切身之痛的人所领导。”

　　为什么不事先避免被捕？

　　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移民远比现在困难得多，也需要花费更多的费用，要想移民还需要在目标国家有一个“桥头堡”，即愿意提供担保并且/或者提供住处的朋友或亲属。

　　另外，“祖国”或者“父母之邦”对他们又意味着什么呢？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祖先埋葬在这。说着它的语言，接受它的风俗和文化。缴纳它的赋税，遵守它的法律，愿意为他而战，甚至不关心这战争是否正义。如果我要死去，我要死在“父母之邦”，这是他们一代人的心声。

　　而且，“人们必须要提防事后之智和刻板成见。更广泛地说，人们必须提防一个更常见的错误，那就是用当前、当地的尺度去衡量遥远年代和地点所发生的事情。当相隔的时间和空间跨度增大时，这样的错误更加难以避免。”

　　殊不知，此刻的我们回望那段历史时，恰如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假使我们自己当初置身那种境地，谁又敢保证一定能做出睿智的决断？更为现实的嘲讽是，在这个所谓的“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流的年代，我们又有多安全？前不久在巴黎恐怖主义袭击中丧失的无辜民众难道认为自己不安全吗？这个星球存在的大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莫非不是一种现实的威胁、崭新的魔鬼？

　　“瑞士和瑞典有防核地下掩体！还有波利尼西亚、新西兰、火地岛和南极洲，这些地方可能会保持无军事化。现在获得一份护照和签证要比战时容易得多，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走？为什么不离开我们的故土？为什么不“事先”逃走呢？”

　　“质问他们为什么留下，仍然是一种历史成见及历史概念的时代误植，更简单地说，是一种广泛的忽视和遗忘”

　　中国的古人说：“慎终追远”或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愿每个人都能读读这本《被淹没和被拯救的》好好倾听“幸存者”普里莫 莱维的述说，这并没有实际的功用，却是作为人类的一份子应有的担当，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他人的“该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