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周，我在预备法官培训之余阅读了秋原先生的《清代旅蒙商述略》，正如豆瓣上的该书简介所述，这是一本以钩沉商贸往事，追溯家国痛史为两大叙事脉络的皇皇巨著。洋洋洒洒几十万字，历史绵延数百余年，晋商的商海沉浮，家国的兴衰荣辱都在书中一一展露无遗。读罢，一股历史的沧桑感在我心底油然而生。

　　一、旅蒙商

　　旅蒙商，顾名思义，就是旅居蒙古的商人，旅居而非定居，意味着这些商人漂泊在外只是为了经商，心里并没有在塞外扎根的念头。旅蒙商中，绝大部分是来自山西的商人，这主要是由于山西在明清两朝是人口大省，因为地处黄土高原，适合耕作的土地较少，导致人地矛盾尖锐，许多山西人因此走出家乡，去外闯荡，加上地缘的关系，山西与内蒙临近，并且内蒙在当时来说还是一片尚未开发的处女地，所以外出闯荡的山西人绝大部分都涌向了蒙古这片地域，此时便出现了一群以地域性为特征、强调籍贯的商帮集团——晋商。

　　谈及中国传统社会的商贾之道和商人集团，晋商都是绕不过去的重头戏。晋地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能行诸侯之贿”的富商，随着明清时期商业模式和体系的成熟完备，晋商作为一大商帮，开始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令人瞩目。

　　依秋原先生所见，明清两代，许多晋商高瞻远瞩地开始采取外聘职业经理人的经营模式，有意识地避免商号成为家族生意。出资的东家不得参与日常经营活动，甚至无权干预商号的重大经营决策，一切运转，皆由外聘职业经理人带领大小伙计来完成，这就能有效避免家族式企业因为子孙资质平庸，无力守住祖业从而导致“富不过三代”的局面。在那个时代晋商能创造性地采取类似现代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经营模式，让人不得不佩服这帮山西人超前的经营理念。

　　历史上，晋商的蓬勃发展与清朝对外开疆拓土以及为了消除边患多次实施的军事活动密不可分。正所谓“枪炮一响，黄金万两”，从明朝实行开中制而发家的晋商，常年从事长途贩运，已经成为经验最丰富的物流商。十七世纪晚期，清朝与漠西蒙古准噶尔开展持久战，康熙和雍正皇帝允许商人从事随军贸易，提供给养，甚至在后期把粮草补运在内的后勤保障工作逐项承包给晋商就显得顺理成章。正是通过为清军提供军需服务，许多山西商号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并在后期通过在此期间摸索出的成熟物资运输模式，从内地输入大量生活物资，开始在蒙古这片广阔的市场赚得盆满钵满。

　　二、外蒙古

　　1911年，外蒙古宣布“独立”，我们国家的版图由“海棠叶”残损为“大公鸡”。满蒙五百年局势的跌宕起伏与旅蒙商的命运休戚相关，所以一部旅蒙商的发家史也是我们国家的开疆拓土史，旅蒙商的衰落，也是近代以来我国积贫积弱，步入内忧外患之窘境的真实写照。

　　历史上狭隘的汉族主义对满清政权颇有微词，现在看来，清朝为我国辽阔幅员之奠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已是不争的事实。比如清朝对蒙古的文武经略，增强了民族国家的认同感，至今内蒙仍是我国国土重要组成部分，而外蒙这块一百五十万平方土地亦曾纳入清朝版图，最终得而复失，无疑是近代中国的心头之痛。

　　对此，秋原先生分析总结了几点原因，如下：

一、重权术而轻装备

　　中央政府派到地方的驻军，是体现国家主权的重要形式之一。驻军不仅是政治象征，同样承担防务戍守职责，起到稳定局势，震慑地方势力和境外势力等实际效用。但在清准战争之后，清朝派驻蒙藏疆地区的驻军非常有限。自乾隆时起，清朝奉行的是“敬一人而安万众”，既然活佛在蒙古王公和底层农牧民心中威望显赫，那就把他一个人的安抚工作做好就可以了。殊不知“打铁还需自身硬”，不把提升自我实力放在首位，过度倚重权谋已被证明并不可靠。

二、亲清派蒙古王公过度汉化，导致本民族文化特征逐渐消失，出现“文化断层”。

　　清朝通过和亲扶植在蒙代表人物，对待某些心向中央的王公，更是采取累世联姻的重点强化措施。这些王公经过数代人传承，已经完全满化、汉化，有些年轻贵族甚至从一出生就没去过本旗草原，民族语言都不能熟练掌握，草原同族人自然对他们没有什么认同感，离心离德已是趋势。

三、“嘉道中衰”中的“祖制不可违”。

　　乾隆之后，嘉庆和道光两个守成之君完全“恪守成法”，把祖宗心法视为万能宝典，对不断变化的蒙古实际不能更新观念，一味沿用成例，难免出现方枘圆凿的情形，长此以往，外蒙与中央政权更加疏远。

　　此外，清朝对蒙古地区竭泽而渔式的经济侵蚀、官员的普遍腐化和对旅蒙商剥削的纵容更是火上浇油。1891年“金丹道事件”爆发，大约有四到十万蒙古族人和数量大致相当的汉人直接死于这场动乱，蒙汉民族矛盾到达顶峰，各种分裂势力开始抬头，与觊觎外蒙已久的沙俄朋比为奸。此时此刻，风雨飘摇的中央政权已是有心无力，加上相关举措失当，外蒙局势日益恶化，直至1921年7月，蒙古人民革命军取得政权，外蒙古自此彻底从祖国分裂出去。

　　随着外蒙古的独立，旅蒙晋商遭到排挤甚至抢夺、焚毁，其中最著名的大盛魁商号苟延残喘至1949年前夕，剩余资产和员工全部清理遣散，兴盛三百年的旅蒙商，就此成为历史。

　　旅蒙商的盛极一时与当时中央政权的强大密不可分，当国家自身羸弱无力，不能保护本国商业之时，旅蒙商走向没落乃至灭亡实乃历史的必然。如今我国国力稳步上升，正是得益于此，才有当前百业兴旺之局面，这恰恰是令人欣慰之处。希望旅蒙商与外蒙古这段沉痛的历史能让我们以史为鉴、居安思危，如是，祖国必将兴旺发达，人民必将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