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会见室，我第一次约见当事人小娟时，她由母亲陪同而来，全程拘谨，我问一句，她简短、轻微地答上一句。好在她的母亲在旁快语补充，我才对这个女孩申请案件再审的理由有所了解。

    2016年，经邻居介绍，小娟与来长沙务工的青年小兴相识。小兴出生于农村山区且在工地上干活。生长在长沙城区的小娟考虑到自己大龄、小兴也老实本分，小娟征询母亲意见后，与小兴交往。二人相识两个月后订婚，五个月后登记结婚。

    因自幼与母亲相依为命，婚前她与小兴商量好，婚后二人住在娘家，既方便照顾年迈的母亲，也方便小兴继续打工。期间，小兴家按照当地婚俗习惯，给了小娟6万元彩礼钱。

    2017年5月，二人在小兴老家举办了婚礼。两个月后，小兴前往长沙打工，小娟则回娘家居住。之后，两人产生矛盾并分居，小娟两次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2019年，法院判决准许二人离婚，由小娟返还小兴6万元彩礼。小娟对返还彩礼不服提出上诉，法院二审予以驳回。于是，小娟递交了再审申请。

    “我是真心实意想跟他过日子。”在母女二人的倾诉中，我得知，小兴在长沙打工的工地距离小娟母亲家并不远，但小兴却鲜少去探望妻子及岳母，加上其他琐事，导致二人矛盾激化至最终离婚。

    “我女儿与他共同生活的时间不短，没有返还彩礼的道理呀？”母亲激动的话语间，小娟轻声附和，“再说，我们也拿不出那么多钱呀。”

    原来，这时的小兴已向当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小娟与母亲都无固定职业，收入甚微，加上疫情影响，小娟早就没有了收入，由此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这也成为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导火索。

    几日后，我组织双方来到法院，既是全面调查，也想争取调和矛盾。

    然而，双方见面便剑拔弩张。“彩礼等婚礼开支都是父母借的。”小兴坚决要求返还。小娟在母亲的帮腔下，不断哭诉指责小兴婚姻中的不是。

    经过劝解，双方情绪缓和下来。询问核实案情后，双方均拒绝调解。尽管案件仅处于再审审查阶段，但我认为矛盾仍有化解的希望。

    之后几天，我多次与二人电话沟通。“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你曾在他家生活过，对他家及当地生活水平有了解，6万元对于这样一个农村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笔巨额财产。”我对小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我提醒小兴，回顾两人的恋爱与结婚，都是源于双方的真诚及情感，“尽管最终婚姻破裂，是遗憾，但不能由此否定对方结婚的意图。”当我提及小娟成长于单亲家庭，与母亲相依为命，目前经济拮据时，小兴主动表示再与父母作下商量。

    最终，双方都作出让步，由小娟一次性返还小兴3.5万元。我立即启动了再审审理程序，当天调解结案并督促小娟当场付清。

    这次成功调解，既化解了双方矛盾，也为所涉的执行积案画上句号。我深刻体会到，再审案件不能就案办案，要将调解贯穿于立审全程，创新调解思路，加大调解力度，才能取得“一调多得”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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